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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德”、“赛”救中国


  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位先生……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害,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1919年1月《“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背景]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

  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这样两项历史任务,而完成前一项任务又是完成后一项任务的前提。五四运动之所以具有深刻的内容、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持久的生命力,就在于它适应历史前进的要求,把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任务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五四时期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正是为实现这个历史任务服务的。

  五四以前,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创刊时称《青年》杂志)为标志,中国兴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口号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首先揭橥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的,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1915年9月,他在《敬告青年》中倡言国人“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19年1月,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提出要“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位先生”,并且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民主和科学这两个口号的提出,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提倡民主,是为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封建专制,反对仍然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封建主义的专制思想、等级观念和伦理原则;提倡科学,是为了反对封建复古的潮流和迷信盲从的倾向。正是在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之下,启蒙思想家们对于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礼教进行了自觉的挑战,对于阻碍中国进步的旧政治、旧道德、旧文学等等展开了英勇的攻击。他们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个潮流是生气勃勃的、前进的、革命的。

  [简介]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陈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1914年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有人讥讽为自大,其实此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陈独秀一生用过的名字,据查考有38个之多。在报刊上曾用“三爱”、“仲甫”、“只眼”、“实庵”、“致中”等。签发中共中央文件,常用“T·S·Chen”。党内同志谈话常称呼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

  陈独秀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进入20世纪后,陈独秀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

  回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创办民俗报刊,在当地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办《新青年》杂志名扬全国。蔡元培闻其大名,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上任以后并不开课,而是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陈独秀在箭杆胡同9号的寓所成立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

  1919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领袖,曾一度被捕。出狱后他在思想上转向共产主义,前往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共产党发起组的前身。1921年中共召开“一大”时,正是由上海组织发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会。尽管陈独秀因受聘广东省教育厅长(后不到职)没有出席大会,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在缺席情况下被推举为中央书记。“一大”闭幕后,陈独秀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

  作为反对封建传统的先锋者陈独秀,不幸在身上也烙印着旧遗风影响。他在总书记任上以家长自居,视其他同志为小辈,遇不同意见动辄拍桌子、砸茶碗。由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思想也逐渐落伍。1927年在国民党发动反共的“四·一二”屠杀前后,陈独秀面对危机领导无方,党内同志群起反对其右倾错误,他便于7月中旬辞职隐居。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新的负责人出于对陈独秀的尊重,生活津贴和配给秘书等都保持不变,为他的安全还在上海找了秘密寓所。然而陈独秀却对中国革命日益悲观,认为红军和土地革命均无前途,于1929年又联合国际上的托洛斯基派,在党内另建取消派组织。面对这种分裂党的行动,中央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实践的检验很快证明,陈独秀的政治主张完全错误,他的组织也很快散伙,本人也被国民党抓捕。

  1937年抗战开始,陈独秀出狱后曾说想去延安,毛泽东也怀念旧谊表示欢迎。不过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中共中央提出了恢复党籍的两项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陈独秀则带着傲气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随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挠,陈独秀最终还是未能回党。此后他蛰居四川,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述《小学识字教本》,1942年病逝于江津。

  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客观地评价了陈独秀,称他“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1953年毛泽东乘军舰沿长江东下经过安庆时,专门向当地负责人询问起陈独秀在故乡的遗属,并指示要给予生活照顾。尊重历史的人讲起中国共产党成立,确不能忘记这位“创造了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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